斯金納：請別再讓文明背黑鍋了！

　美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斯金納（Kiron Skinner）2019年4月29日，在DC的一次研討會上透露，正在制定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大戰略，其中對華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核心概念，就是“文明衝突”。美國與中國之間將展開“文明搏鬥”，或者“文明（之間的）衝突”。

因此，“文明衝突論“一詞再登熱搜，斯金納突然成為了網紅，吸引了各國與各界的關註與評論。斯金納的觀點一石激起千層浪並不奇怪，這可能就是她出任政策規劃司司長的原因，也可能就是人們普遍擔心的事正在成真。

長期以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與福山的“最後的一人”，作為西方主流的文明理論，被運用為各種政治解讀。“文明衝突”也成為了一張政治幽靈牌，總有一些人適時打出，在是是非非中攪亂視聽，遮掩戰略目的與政治企圖。

第一， 文明衝突是一個偽命題，文明本身不具有衝突性，其戰略化是一種政治陰謀。

在現當代人類文明理論的研究上，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亨廷頓《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重點關註的是，不同文明體系中文化之間外向的衝突，特別是911事件被稱為一語成籤。

但其實，這個文明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意義，應該是讓人們意識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與經濟變化帶來的動蕩。

但是，隨著世界局勢的詭異與動蕩，《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被粗暴的政治化為“文明衝突”理論，成為強權政治的依據與借口。

另一位著名學者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也風靡一時，認為某一種政治制度下的文明形態會成為歷史的終結。

在現實面前，盡管他的論斷不時被打臉，福山還是使勁的自我圓說，或認為是美國的政治腐朽與衰退，或認為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偶發事件。

實際上,福山在文明理論研究上，從沒有放棄過在二元對立中“擇優”， 不論其贊美還是哀嘆，都是當代西方主流文明影響力的擁戴者或者吹鼓手。

這些政治化解讀的弊端顯而易見，且不說福山是一個帝國代言人的角色，即使是亨廷頓，他雖然強調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關註的只是不同文化體系的外向衝突，並沒有對文明自身生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給予足夠的研究與重視。

筆者於2015年出版的《文明生態論---當代中國的文明主張》一書，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把人類文明理論研究的方向，從外向型的比較轉換為內向型的探究，該書從“文明的機理辨析”與“國家文明生態的比較研究”中，包含了如下的基本觀點：

文明本身具有生態系統的功能與特征。文明具有生命力，存在“生成、傳遞、轉化和遞減乃至喪失” 的能量流動性過程。文明可以有不同的形態，但必然是社會和諧的成果，這是文明的共同屬性。

物質與文化基因的匹配是生成文明的基礎條件，二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離開物質條件強調文化理念，缺乏客觀性；物質本身也不具有轉化資源與文明進步的能力，僅僅擁有豐富的物質資源並不能自動生成為文明。

同樣的，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的組成部分，只有與其對應的物質資源匹配，最終為社會和諧提供最大貢獻的那部分文化，才在特定時間內進化為文明，所以，文化是需要加以梳理、鑒別、管理與善用的。

文明是人類改造世界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一種文明的生成速度與高度、質量與能量，取決於物質與文化融合的匹配程度與深淺程度，取決於社會不同領域文化屬性協調，以及社會組織的整合效能。文明本身是中性的，是不同社會不同階段的和諧成果。

國家之間、階級集團之間的衝突，並非是所謂的“文明衝突”，而是文化的衝突，是所屬政治集團的利益衝突，戰爭則是這種衝突的國家形式與高級別表現。

換句話說，文明本身不具有衝突性，所謂的“文明衝突”，其實曲解文明的真實含義，掩飾政治企圖、讓文明背上了黑鍋。甚至，所謂的文明衝突就是一種偽命題，其成為戰略化政治化的工具，混淆視聽、居心叵測、用心邪惡。

第二， 國家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的基石，“掃好門前雪”是對人類文明整體進步的基本貢獻。

文明作為物質與文化匹配融合的社會成果，在人文世界中不離三對基本關系，即個體身心、社會人際、人與自然的關系，表現為個人文明，社會文明與人類文明。

其中個人文明是個體的，人類文明是普世的，而社會文明在特定的國家範疇中，以其公共信仰與道德體系成就為國家文明，並相對集中與穩定，帶有明顯的民族與地域特色。

國家文明指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所擁有的物質資源管理運用中, 形成文化理念及生活模式與習慣的總和。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文明生成與進步，都依賴於文化與物質的基因匹配，不同領域文化屬性的生克運行，國家組織功能的有效整合，綜合表現為不同的社會和諧成果。

如果說，國家文明往往帶有濃烈的民族色彩、歷史傳統、地域特點等，而普世文明則是人類共同的理想與追求。文明是“走心的”，普世文明是人類的。

普世文明並不屬於西方特有, 也不應是經濟發達國家制度與價值觀的推廣或強加。如果強行推進西方或者東方的某一種價值觀，必會引發矛盾與衝突。

在東西方不同的話語體系中，民主自由可以強調人本主義, 大同理想的“平天下”情懷更是屬於全人類。人類文明的進步首先應擺脫非此即彼的二元關系, 仰賴於東西方智慧的融合, 在更高的層面上, 共同創建一種共生的關系。

真正意義上的普世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層次與共同追求，源於內心與外在的個體融合，源於物質與文化的社會融合，源於人類的整體自覺。

國家文明是邁向人類普世文明的組成部分與堅實基石, 辦好自己的事, 是一個大國起碼的責任, 建設好一個大國的文明生態, 更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貢獻。而以“文明衝突論”作為國家戰略依據，刻意提升利益衝突的層次，全方位將利益衝突擴大化，既是對他國文明的不尊重，也是對人類文明進步的粗暴踐踏。

第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面對人類未來的偉大創見，中國新時代正成就“新三統”的文化融通。

2017年初的世界，處在人類歷史進程關鍵當口：開放與封閉、合作與對立、前進與倒退等各種力量交鋒，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化遭遇逆風，不確定性如濃霧般彌漫全球。人類社會何去何從？

習主席在日內瓦萬國宮的演講中，提出了從夥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和生態建設等五個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五位一體”的行動指南。

2017年2月10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聯合國決議；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聯合國憲章》精神高度契合，在應對重大全球挑戰時必將凸顯其時代價值。

習主席的中國答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這個偉大的論斷與倡導，同時對學術理論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思考，以及文明理論的創新，既是歷史使命，也是時代要求。

客觀上，中國的發展與實踐，已超越了西方理論和話語體系的詮釋能力，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創新，呼喚中國學人的原創性貢獻，建立一套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的文明話語體系。

東方傳統文化的整體性特點，使得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先進思想與東方傳統文化熔為一爐，促進或完成這樣的使命。正如湯因比所言，“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

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一直是共產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不斷勝利的重要經驗，這種“中國特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優勢與作用。

而這種結合的根本，既得益中國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壤，也有中國共產黨人的銳意創新與實踐，中國走進了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社會道德標準與行為準則，應該闡明這三者的關系，即傳統文化，黨建理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融合，這是新時代的文化融合，簡稱“新三統”:

一是東方與西方的智慧結晶。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幾千年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社會傳統進化論的一個分支，經由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實踐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就，可以說這是東西方智慧結晶的成功典範，中道與包容本來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二是精英與大眾的文化兼容。傳統文化具有民族的公共性，黨建理論具有先進代表的族群性，作為領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與發展的黨建理論，融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真正成為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傳承者與創新者，才有條件承擔起一個大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三是歷史與未來的時代成果。當傳統的歷史文化與現代的政治理論在當今時代會合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一種社會倫理，是準則規範也是文明成果。

名正則言順，綱舉則目張。中國正以傳統文化為土壤，以黨建理論為核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則，逐漸成就新時代的文化融通----“新三統”。 

綜上所述，斯金納以“文明衝突論”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背書，實質上是開歷史倒車，讓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蒙上陰影。

人類文明的進步有賴於國家文明進步的堅實基礎，每一個國家文明都具有其明顯的民族特征與地域特征，有其自身的發展歷史與未來進步。

人類迫切需要整體的自覺意識，文明理論的創新與自覺，已經不是簡單的政治制度還是經濟模式的變革可以解決，也不是倫理的倡導與宗教的救贖可以完成。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創見將引領人類文明理論的創新，文明理論不僅需要關註外在的文化衝突，更需要揭示文明自身內在的生成與發展規律，重建由內及外的系統認識框架，才能相互理解不同國家文明的形態，帶動好社會系統的有效運行，及其不同歷史階段的影響力，在多元文化的復雜與現實背景中，共同創建更高級的共生關系。

（原標題：斯金納：請別再讓文明背黑鍋了！----當代中國人的文明主張）

（作者：李永超博士，中國世界政治研究會特邀研究員、澳門中國公共文化研究及促進會會長、香港中國夢國際研究會會長、廈門大學世界經濟學博士、吉林大學與揚州職業大學兼職教授，著有《隱現的天機》與《文明生態論---當代中國的文明主張》）。